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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童是以女性形象结构长篇小说非常得心应手的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笔下塑造了众多分属于不同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非常富于个人特色。

苏童作品中非常到位地展现了女性为什么会无奈又无助的飘摇到悲剧性的处境和命运中，尽管不愿意被命运摆布，最终却不得不听从命运安排，在悲剧性命运中挣扎着沦落。

作家苏童在解构自己的女性系列小说

苏童的作品里女性形象以悲剧性人物居多，作家用自己的男性视角不落俗套地在性格上突出女性人物在作品中的独特魅力，比如《红粉》中事事果断决绝的秋仪和造成老浦被枪毙的直接责任人小萼，《妻妾成群》中的原本清高最后却为争宠变得暴戾乖张的四姨太颂莲，作家在以自己的独特认知带领读者在女性悲剧性命运形成的过程中探究着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用《妻妾成群》中四姨太颂莲自己的话来说“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通过人物这种自嘲表现出了作家本身对那个时代女性悲剧命运的悲悯情怀。

一、苏童小说里经典女性形象的塑造——以颂莲为例

苏童小说中女性形象特别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艳如桃李、有的冷若冰霜；有的独立刚强，有的妖媚淫荡；有的清纯明亮，有的阴毒庸俗。

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描画出了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妻妾之间争风吃醋、明争暗斗的故事。

也许这是以前那个时代最为常见的妻妾成群的真实写照（图来源于网络）

艳如桃李的女人们聚在一家的屋檐下难免会争风吃醋、明争暗斗

众多美丽而又病态的女人们在苏童的作品里明争暗斗，把她们潜意识中信服得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拿来对付自己内心的欲望。

《妻妾成群》里的颂莲少女时代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在一群争风吃醋的女人堆里挣扎着、碾轧着，只为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男人陈佐千的另眼相待、宠爱有加。中学学业还没有完成时，颂莲父亲的破产和突然过世，将颂莲放置在了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每个抉择都意味着她生活的一种可能性和自己必须要承受的后果。

后母的声音缓慢而又冷静的飘到颂莲耳边，颂莲在做工和嫁人中选择了后者，在嫁穷人做原配和嫁有钱人做填房中也选择了后者——一个十九岁的清纯秀美的女学生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老男人陈佐千的四姨太。

四姨太颂莲渐渐从女学生的习性变得“腹黑”起来

颂莲在和太太毓如、二太太卓云和三太太梅珊的相处中渐渐地变得和以往那个单纯可爱的女学生不同了，性情日渐乖张暴戾，对卓云、对雁儿的痛下狠手让读者心惊肉跳，颂莲蜕变了，变得合乎情理却令人心寒。

逼着雁儿吃下用过的草纸使雁儿染上伤寒死去的颂莲，带着看不出来的笑跟来让她帮着剪个学生头的二姨太卓云说：“我怕我剪不好”，可是却真的下狠心剪开了的卓云耳朵，这个时刻的颂莲是不是已经能从心里预知她在奔着一条漫长而又无助的命运之路而去了呢？

或许这个时候的颂莲自己也清楚，但是却像是穿上了不肯停下来的红舞鞋一样，疯狂的行为只是停不下来，她此时离最终疯掉的命运之路已然不远了呢。

大太太毓如看上去是个善人，什么都不闻不问，一团和气，手里总是不离佛珠，但是仅有的几个场合毓如开口说话，句句直中肯綮，能看出她对老爷陈佐千的不满，也能感到她对家中其他几个分掉老爷宠爱的女眷的深切恨意。

二太太见人就笑，表面上对谁都是姐妹情深，不曾想这家中最厉害的狠角色恰恰是她，指使雁儿使坏的幕后人原来是她，为了争个你高我下，在同样怀孕的三太太梅珊的汤药里下毒的是她，最后将三太太梅珊和相好医生捉奸在床的人也是她，真是“相煎何太急”。

三太太梅珊是个唱戏的，高兴不高兴全写在脸上，爱恨分明、莽撞直率，长得倾国倾城，却时刻都能跟老爷陈佐千翻脸，明知道前面上辈人几代出轨的女眷都被投入井里溺毙还是照样红杏出墙，最后事情败露，被二太太卓云拖了回来趁天黑被处死了。

三太太梅珊红杏出墙，被投入井中溺毙

颂莲在这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堆里互相倾轧的过程里，性情和心理逐渐变得扭曲，终于在目睹了三太太梅珊被秘密处死的那一刻疯了，她心理负荷已经超出了她所能承担的限度。

可是颂莲疯后没多久，更年轻的五姨太进门了，这不是女性悲剧性命运的一种回环往复吗？可是谁又能担保新进门的五姨太不是又一个颂莲呢？

这些女性虽然同属于一个屋檐下，但实质上来说也是出卖肉体或色相作为生存的资本，她们生活的核心是围绕着一个男人在打转，共同的丈夫陈佐千是她们必须要取悦的对象。

原本在读者心里感觉她们理所当然应该是同呼吸共命运，然而她们对身边有着同样命运的、跟自己分享同一个丈夫的女人们的恨正是因为担心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不保或者根基不牢， 才对同样围绕在陈佐千身旁的女人们痛下杀手。

这难道和后宫女人们争宠的戏码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都是以色侍君，并以此为筹码，梦想换来自身的安稳生活和岁月眷顾。

二、苏童作品中悲剧性女性命运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小萼等人为例

苏童作品中各种悲剧性女性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秋仪和小萼都和老浦有着命运上的关联

这两人初次出现就是以姐妹相称，尽管是风尘女子，小萼还是自得其乐，身上有着任性和娇憨，这是长期依赖于男人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在后来被劳动教养进行改造的时候，小萼哭天抹泪地每天完不成劳动任务，还口口声声说想回到以前在青楼的日子，那才自由快活，管教被气得恨不得打她两下出气，觉得真是没办法改造这样的女人，没有一丁点儿的独立意识。

果不其然，小萼的劣根性在出了教养所大门之后变本加厉地展现出来，她那做女工的工钱对她的大手大脚来说简直不值得一提，她像吸血鬼一样攀附在了以前的好姐妹秋仪的老相好、资本家大少爷老浦身上过日子。

但是今非昔比，老浦家的资产已经被充公，他自己收入维持个人温饱尚且要重新学习怎么打理这点儿薪水才能不饿肚子，有了这么一个花钱如流水、好吃懒做的小萼做老婆，老浦实在应付不来了，两个人的日子过得一团糟。

两人走入婚姻时并没有料到会有如此悲惨结局

秋仪伸出的援手也解决不了这个小家庭过日子糟心的最终根源问题，终于生了儿子以后的小萼除了跟楼上楼下的邻居们打牌、和男人眉来眼去卖弄风骚，就只会对着哭闹的儿子厉声怒喝、只会对着为生计发愁的老浦嚷嚷“钱不够用你去抢呀”，终于有一天老浦私自挪用公款，算是满足了贪得无厌的小萼的一把欲望，可是年轻的老浦要为此承担被枪毙的后果。

即便如此，小说结尾，小萼还是把幼小的孩子送给了不会生育的好姐妹秋仪说“我养不了他”，和另一个男人相伴离开了。

秋仪接下了小萼和老浦的儿子当亲生的抚养

小萼在作品中的任性和放纵正是思想深处认为女人就是要靠男人才能过日子嘛，这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所烙下的深深的烙印，不是几个月的劳动教养就能洗头革面重新做人的，所以小萼的一味胡闹没有节制，最终将老浦送上了断头台。

苏童自己说：“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

民间说法也是类似的，说女孩子的嫁人好比是第二次投胎，在结构故事上这就造成了更容易好看的因素，再加上孩子的出生往往将女性内心的母性情怀激发出来，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和另外一个大家庭之间的纷扰纠缠、有了和上一代女性之间关系的恩怨展开，小说就有了更意想不到的叙事走向，这一点在苏童的“椿树街系列”小说里我们能看到最明显的例证。

女性在苏童小说中往往有着异乎寻常的光彩

女性成为母亲之后更容易理解上一代人的人生选择

三代不同的女性却有着共性的成长过程：父亲在家庭中的缺失

《妇女生活》中的三个女人娴、芝、萧的故事里，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三个女人的具体人生故事各不相同，但是很多人生的困境是由于她们自己内心的空虚和不安所带来的错误选择。

娴觉得自己不能不投靠男人，她对于对自己始乱终弃的孟老板始终还是存在一丝梦幻；芝对丈夫有着近乎病态的占有欲，时刻都在焦虑不安；萧清楚女人离不开男人，为了控制男人，她紧抓着钱财不放，但是内心深处却非常看不起自己。

她们这样的三个女人年龄和代际不同，但是在成长过程中的父亲角色的缺失是个不可忽视的共性，越是缺失了父爱的角色，她们越是要为自己和未来子女避免和自己一样的生存命运，就越是感到自己无力控制生活。

这种原生家庭中父亲缺失的共性，造就了成人之后的三个女人的人生故事始终充满了不可抹灭的悲剧性色彩，这种悲剧况味充斥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和个人价值认同感，她们实际上是男性中心文化和男权社会意识下的牺牲品。

她们这样的三代女人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生存悲哀无可救赎，永无止境，像是又一个轮回。

三、苏童作品中的地域色彩加重了读者对于人物悲剧性命运的认同感

苏童的作品的背景基本上都是南方，文字也是充满了强烈的南方地域色彩。苏童说：“小时候的南方记忆很混乱，谈不上多美，但透出鲜活的生活气息。”他的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中国的南方为背景进行充满了想象力的书写。

《1934年的逃亡》《城北地带》《罂粟之家》《米》《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菩萨蛮》《红粉》等作品哪一个不是在神秘而复杂的南方背景下做文章？

小说中屡屡出现的“香椿街”和“枫杨树”，似乎纷繁多支地体现着南方人更为丰富复杂的文化和特色，这一点和美国南方文学有某些相似之处。

“椿树街”中的那些青少年、“城北地带”里无助的男孩和女孩，这样的环境和周边的人文环境给他们未来的成长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因此加重了读者对于人物悲剧性命运的认同感。

小说中屡屡出现的“香椿街”和“枫杨树”，体现了南方的地域色彩

苏童曾说美国作家对他的影响很大，有些美国作家语言质地与众不同，“带有一股韧劲”，似乎和中国南方的湿热、南方人生活品质的多样化、南方文化的兼收并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在他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他也极力在打造一个典型的中国南方环境来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演变与展现的最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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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十里荷塘秋水长”，用文字记录和分享美好生活。